目前，我们农业经济学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多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性小农假说为立论基础。显然，这种至今未在发展中国家被验证过的假说，无法有效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依照我们的研究，应该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 因扩张到北美也称为“盎格鲁 － 美利坚模式”，还因这个扩张过程过于残暴而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 ”。现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时空概念，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美国大农场的道路。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美洲和澳洲被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规模化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最重要的包含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原住民国家，也都没有大农场。日本现在要加入 TPP，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一旦加入，面对着大农场低价格的农产品竞争，本国农业则必垮无疑。东亚的原住民社会不可能与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进行直接竞争，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在殖民化之后造成人地关系相对宽松，虽然形成中小农场，但也同样没有跟殖民化大陆的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就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下降，农业自然也维持不下去。因此，欧洲对农业保护的要求非常强烈，设置了很多非贸易壁垒，绿色主义和绿党政治也在欧洲兴起。

　　第三类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是，中国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殖民化的美澳大农场模式，但在原住民的小农经济资源环境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不可能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9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 年第 6 期如果不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当代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教训多多，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全面亏损的问题并非哪个地方哪个企业不努力，主要是四大经济规律不可逆的约束作用。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规范的土地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用来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 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产、三产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 包括劳动力、土地等) 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场对农业要素确定的价格。

　　二是“资本深化”规律。只要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持续不断的增加的规律约束。如果孤注一掷地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 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种原因是农业大宗产品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在政府重视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领域开展的农业经营，一方面会因为与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通过谈判形成有效的契约，双方的违约成本转化为市场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规模化农业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安全质量安全问题。也正是因为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农业企业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败，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致使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何况，很多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加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根本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要流行趋势。走出去的企业家如果只会讲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海外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做什么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要求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