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体理念逐步渗透到乡村发展的所有的领域。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有效的乡村治理是根基。乡村治理共同体，为构筑这一根基注入了紧密的感情联系、相似的价值认同、一致的目标追求、协同的行动参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点在于打造发展与治理互促共进的强力双引擎、不断强化共识与合作两大共同体基础元素、构建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共同体机制、优化以科技为支撑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构建起和谐持续运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保持良好秩序的源头活水，乡村振兴事业也就奠定了强大的合力推进基础。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党的“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五级书记齐心抓、合力推的要事。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包含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中治理有效是根基。根深才能叶茂，打好了治理的基础，乡村方能振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精确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实践来看，在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体理念逐步融入乡村发展的所有的领域。乡村振兴也需要贯彻共同体理念，建设好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各种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确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会议精神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做好了顶层设计，明确了政策指向。从理论来看，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从各地实践效果来看，浙江温岭、四川彭州、上海宝山等地在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方面都开展了因地制宜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乡村治理效果。归纳起来，打造有效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有四大要点。以乡村治理共同体为基础推进乡村振兴有两大优势，一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保持良好秩序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澎湃动力。

　　共同体理念有中国文化根源。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强调“和合”思想，推崇“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传统理念注重“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下为公”“天人合一”。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就是传承中国文化传统，从共同福祉出发，乡村个体、农村关联组织等增强共识，加强合作，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乡村治理群体。这种乡村治理群体能够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动能。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成员是具有身份认同和感情联系的参与者，乡村治理共同体将为乡村治理注入紧密的感情联系。人是有理智的动物，更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维系是人类社会各种群体发展的重要基础。情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天生粘合剂和润滑剂。在群体、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情感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乡村是乡村个体和与乡村有关联组织共同活动的空间。感情因素在乡村空间能够发挥粘合剂和润滑剂作用。丰富的群体情感体验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乡村治理是对乡村内各主体关系及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共同体理念推进乡村治理，可以为治理乡村主体关系及公共事务注入紧密的感情联系。乡村各主体在治理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以共识为基础，以合作加强互动，能够互相认同，形成共同目标、价值认同和群体文化，产生紧密的感情联系。对共同体有感情的乡村治理各主体，归属感强烈，群体认同坚定，群体活动参与活跃度高，相互之间关系稳定融洽。暖心的感情联系可以激励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缓解乡村治理的人际障碍和冲突，不断缓和消解矛盾对立，提高达成治理任务共识与决策意见的效率，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与效果，利于实现治理的有效目标。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金沙社区金沙小区，小区里设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爱心超市、幸福小食堂等，为居民们提供各类贴心温暖服务，农民和乡村各类治理群体以情感认同为基础，感情联系紧密，构建了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以“信任”为主线，以互帮互助精神为基础，社区治理成效显著。浙江象山从村民日常互动出发，重新塑造了村社共同体，激发了村民对村社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使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和村庄建设，化解了乡村治理矛盾，取得了良好的乡村善治效果（孙枭雄、仝志辉，2020）。

　　共同体是具有相似价值认同的群体（郁建兴，2019）。乡村治理共同体将为乡村治理注入相似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人们将某类价值观念在内心里接受、在行为上遵循的社会心理行为过程，是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对价值观念由外到内进行认知和体察，经由情感接受，到意志贯通，再到行为贯彻落实。价值观认同以基本的理性认知为基础，对价值观的内容做到接受和认同、对认同的理由做到内心接受、对认同及外化于行的方式方法无抵触地采用和实施，价值主体在此过程中拥有丰富且愉悦的个体和群体情感体验。《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正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紧密的感情联系使村民等主体对乡村治理共同体产生感情上的归属感，而价值认同则是村民等主体对乡村治理共同体产生意识上的归属感。价值认同利于乡村各主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达成一致，在治理方式方法上形成共识，在治理举措上形成合力，在治理实践上提升效率和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从传统的人民公社模式、乡政村治模式进入新时代的“三治”结合模式（吕德文，2019），价值认同发挥逐渐重要的作用。上海宝山运用乡村积分项目制和星级评比制度，推进村民形成乡村治理价值共识，聚焦建设“三美”（庭园美、村宅美、治理美）乡村，把乡村治理价值共识具体细化在村民议事、平安建设、文明新风、美亮村宅4个方面13类具体事项上，激发新老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热情，以“价值认同—规范议定—行为引导—效果激励”的机制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提升了基层的治理效能，创建了城乡融合型乡村治理模式，打造了“宝善治”乡村治理品牌。

　　人心齐，泰山移。一个组织的力量来自于共同的目标追求。国家发展如此，一盘散沙的民族摆脱不了被欺侮的命运，团结一心的国家终会兴盛；社区治理亦如此，形成共同体的社区有共同的目标追求，社区成员能够为共同的发展目标、治理目标而奋斗，促进社区治理从无序走向良治，促进社区从衰败停滞走向发展和繁荣。乡村社区建立共同体推进治理，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建立成员认同的治理目标与发展目标，追求实现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乡村治理逐步完善和优化的过程。共同体为乡村治理注入一致的目标追求，让成员治理行为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利于消减成员冲突和分歧，有助于成员就治理规则、治理活动达成一致。形成目标是聚焦的过程，是共同体建立制度规范、合理配置资源、谋划治理活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诸多现代性要素（如市场经济、人口流动、个体自由等）对乡村治理形成挑战，农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愈益凸显，农民和各类组织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机制多元化，乡村社区的户籍人口和其他参与者成分多元，目标很难达成一致，致使乡村治理的传统社会基础消解，乡村社会整合能力减弱，传统乡村秩序无法维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解决这一挑战和问题的有效对策。共同体在乡村治理上追求的共同目标是为乡村社区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人的精神思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领域一直在优化乡村治理水平。面对乡村发展的不一样的层次和状况，乡村治理的目标体现两个原则，一个是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二是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这个目标是乡村的治理参与者一致认可的目标，与乡村发展现状和实情相吻合，并根据乡村发展的阶段逐渐完备和提高。有的乡村处于面临秩序崩坏的阶段，其当前首要的治理目标则是创建平安乡村。有的乡村，大体稳定小有矛盾和纠纷，当前稳定治理是基础，完善和优化提高治理水平是目标。经历若干发展阶段，乡村治理最终指向建设更富强、更文明、更民主、更和谐、更美丽乡村的高等级目标。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乡村治理共同体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在权责一致基础上的有效互动，为乡村治理注入协同的行动参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非常清晰地传递出如下信号：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将迈向政府、公众和各类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共同治理，意味着社会组织、广大民众等主体，与党和政府一同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在乡村治理领域，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社会组织、村民、其他参与者等与党和政府要共同开展乡村治理的实践，包括共同规划乡村治理的目标，共同设计乡村治理的政策和规章，共同探索乡村治理的工具，执行参与乡村治理的各项任务，共同评估乡村治理的成效并开展有效反馈。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立和完善，使乡村治理参与者形成共识，大家遵循共同的约定，协同推进治理实践，为达到乡村治理目标，付诸协同的行动参与，推动乡村实现有效治理，这样的一个过程即所谓人心齐、行动同、村善治。浙江温岭的例子很好地证实了这一逻辑。新世纪之初，浙江温岭市牧屿镇、泽国镇推进基层治理持续创新，一直在优化村民参与治理的模式，其中民主恳谈会逐渐从思想政治工作转型到公共事务决策，形成了“决策－协商型民主恳谈”模式，民众能够参与决定身边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征地拆迁等重要事务，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得到一定效果激发；2005年温岭市新河镇进一步将民主恳谈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连接起来，实施“参与式预算”，推动了公共预算的公开化、透明化改革，有效缓解了干群矛盾，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郁建兴、任杰，2020）。

　　鉴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面对的诸多挑战和困难（彭超、刘合光，2020），必须认识到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增强动力，以引导和驱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以共识和合作为基础，不断夯实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完善共同体发展机制，提升激励水平；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技术，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立和运营提供便利的科技支撑。

　　一个系统的产生和维系需要动力支持。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第一步是要为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注入动力。乡村的治理和乡村的发展是彼此连接的两个方面，二者需要形成良性互促的格局。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的共同动力来源是改革和创新。一方面需要以改革为动力，改革现有治理格局、治理机制、治理模式，改革大多数乡村都会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参与性不强的状况，在厘清乡村治理的现有架构、问题、发展障碍与突破方向的基础上，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刘合光，2021），以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为导向，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需要以创新为动力，创新治理组织、治理方式方法和技术方法。当然改革和创新不仅驱动乡村治理向善向好，同样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乡村发展向美向强。通过改革和创新赋能，乡村各种共同体将形成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

　　共同体的创建和维系，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共识，二是合作。共识是共同体形成治理合力的基础，合作是治理共同体合力发挥的方式。乡村治理参与主体形成治理共同体，首先要通过多次的交流、沟通、协商，形成对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现状、特征、问题、难点、改革创新方向、目标、规则、治理模式、活动内容、激励机制、支撑手段等诸多元素的共识，并以共识消除分歧、强化主体参与责任、提升治理参与水平、增强治理效果。民主协商是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共识的重要方法。其次要通过具体治理实践与活动，加强合作，以协同参与方式，在人的精神思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领域一直在优化乡村治理水平。有了共识和合作两个元素，乡村治理共同体就会形成一致的价值导向，构建有效的治理组织，付诸统一协调的行动，不断解决乡村治理中呈现的很多问题，实现乡村治理的有序化。

　　现实中一些村庄村民在乡村治理中参与不足的核心问题是激励不足。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对策就是构建激励相容的共同体机制。只有少数的激励或强制性惩罚，村民自愿参与治理的行为就很难保障，而“搭便车”问题则会普遍出现，也就使得一些村民和其他乡村社区利益相关者不愿意尽到共建共治的责任，而只愿意享受共同体建设的成果。这一定要通过机制设计，形成激励相容的共同体机制。需要让村民等乡村社区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保持对等关系，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在权责一致基础上的有效互动。既要让不同参与者利益共享，也需要参与者追求的个人利益正好与集体利益相吻合。民主协商机制是其中之一，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能够让共同体在充分协商的过程中，明确客观资源的有限性，个体对自身需求做调适性改变，最终让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最大限度地匹配。构建利益相容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机制，一方面要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当下激励，如一些乡村采取的乡村治理积分制；另一方面要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培养共同体认同，把参与者的经济社会需求与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关联起来，在村民等相关主体协同推进治理和完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不断满足其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

　　科技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计算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创建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这些科技新进展能够显著改变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模式，一方面打造了诸如乡村治理沟通平台、需求征集识别中心等现代化乡村治理渠道与技术系统，利于降低沟通成本，利于识别乡村相关主体诉求，另一方面提供分析决策支持系统，利于促进乡村相关主体责权利划分和激励相容治理机制的构建，促进优秀治理模式和案例经验的分享，普遍性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使用，利于更好地识别治理需求，运用技术反映需求的强度及其变化，从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和其他参与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需要以科技为支撑，不断的提高乡村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要把AI、区块链、云计算等关键技术作为支撑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与运作逻辑变革的基础，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作用在政策制定、执行优化、风险预警、社会评价等方面为乡村治理共同体赋能；要积极探索“大平台 + 微治理”模式，构建村镇联动的大数据平台，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站点平台促进具体治理活动的实施，保障本地村民和外来、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参与权利，确保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落地生根。要借助现代科技，推进“三治融合”体系的良性运行，做到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立秩序，以德治扬正气。首先运用现代通信等技术化解村民自治面对的治理参与率低这一难题；其次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完善乡村法治平台建设，强化平安乡村建设；再次以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推进文明乡风的培育与传播，引领乡村德治，激发村民等乡村利益相关者积极向上，积极投身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是紧密相关联的事业，就内涵来说二者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分，就二者的主体重合性和事项互促性来看，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乡村治理也代表着优异的乡村发展业绩会紧紧跟随。实际上，创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完善和谐持续运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保持良好秩序的源头活水，并为乡村振兴事业奠定强大的合力推进基础。

　　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秩序的来源。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利益相关者形成共同目标、治理和发展共识、共同价值、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协同的治理行为，将优化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利益相关者形成共同的感情，化解情绪对立、思想分歧和行为冲突，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管理效果，不断的提高乡村公共服务配置水平，使乡村振兴有稳固的治理基础，从而能够有序而阻力较小地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训、环境治理、文化建设等各项事业，最终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和农村美的美丽乡村振兴前景。

　　乡村利益相关者在形成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会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为统领，以共识为基础，以合作为模式，激励相容，运用科技，“三治融合”，不断的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使乡村治理和发展有序进行，使乡村矛盾得到良性化解，使乡村冲突消解于端倪初现，从而使乡村发展力量不因治乱而旁泄，反因治理有序而拢指成拳、合力澎湃。上文述及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倚重改革和创新之力，内理在于改革和创新在乡村治理中使各治理主体突破了思路，形成新格局，取得新成效。这也会溢出到乡村振兴其他事业，所谓一艺成而万技通。改革和创新将成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思维底色，经过共同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一系列实践的锤炼，他们善于破旧，精于求新，成于臻效。他们同样也是乡村振兴诸主体中的主力军，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拥有改革和创新思维与经验的他们，善于运用改革和创新的澎湃动力去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行稳致远、善作善成。

　　【本文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35）、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技术创新工程（10-IAED-04-2023）的阶段性成果】